郑光廷
本报记者 杨沙沙
在台湾出生、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、创业三次……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郑光廷是一位有故事的学者。香港科技大学官网显示，郑光廷1988年在美国取得电机工程及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，随后在美国电话与电报贝尔实验室及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工作，2016年加入香港科技大学。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专访过程中，这位对技术和市场都非常敏锐的科学家，从港科大孵化的大疆无人机说起，谈到中美两国的创业环境，表示国内尤其是大湾区正重现美国硅谷20-30年前生机勃勃的状态，正在成为下一个硅谷。
大疆的诞生
环球时报：现在的深圳大疆无人机创始人汪滔，是在香港科技大学读研时创立了大疆创新。能否回顾一下大疆的创业过程？
郑光廷：大疆是香港科技大学非常引以为傲的世界领先企业。在导师李泽湘教授的实验室学习时，汪滔就对无人机显露出浓厚的兴趣。刚开始是帮一些专业飞行器公司做飞行控制器。飞行控制是非常艰深的技术，当时还没有很大的商业市场。但那时他们做出来的控制器，就已经受到很多专业无人机以及航空摄影人士的认可。2006年，在导师支持下，汪滔拉上港科大几位同窗一起创业。有一次，李泽湘对汪滔说，（无人机）这个东西一定要在比较极端的环境下测试，后面才有他们用无人机航拍喜马拉雅山的举动。
创业初期，汪滔曾跟GoPro谈合作，当时大疆的悬吊式摄影机已经做得很好，但是名气并不大。GoPro希望大疆使用GoPro品牌，并可以分走部分利润。但汪滔放弃了这笔在外人眼中非常好的一笔大单，正是因为当时的“远见”，大疆才有今天的市场地位。这些决定，都是建立在他们想做成世界领先的基础上。
创业过程中，大疆也多次面临挑战。汪滔回到母校，李泽湘以及港科大当时的工学院院长高秉强加入投资，帮助建立团队，给大疆提供很多助力。很多人看到大疆光鲜亮丽的今天，事实上一路走来，像大疆这样的创业公司都经历过非常艰辛的过程。
环球时报：有数据显示，截至2023年9月，港科大成员共创立1747家至今活跃的初创公司，包括9家独角兽企业（一般指成立不超过10年，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未上市企业——编者注）。为何一所大学能孵化这么多初创企业？
郑光廷：大疆是在参加2011年第一届“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国际创业大赛”中崭露头角，实际上这届大赛还诞生了很多知名独角兽企业，比如云洲科技、固高科技等。前者专注于无人船艇，后者是一家运动控制及智能制造企业。
香港科技大学创立于1991年，从创校第一天开始，学校的理念就是科研“要做有影响力及有用的东西”，而不只是“要发好的文章”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总结的经验就是，坚持以科研导向把技术做到最顶尖，做到有市场需求的方向，因为市场上只能容下最好的东西。创业不是可以弯道超车或者抄近路的过程，这是一条非常艰辛的路。
云洲科技创始人张云飞曾回忆，创业期间自己在珠海租住3年的小公寓，除了一张床和一盏台灯，屋子里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每天回家累得倒头睡，醒来就去工作，就这样整整花3年的时间才做出来市场需要的产品。
以香港科技大学的独角兽为例，内地平台对于他们的成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港科大在深圳、广州南沙、佛山等地都设有科研创新平台，这几年，一方面我们持续加强在香港创新科研平台的部署, 另一方面我们从香港沿着大湾区高铁，也进行更深入的部署，建一条完整的创新链。在长三角的几个城市也开始建立深入的合作。
据我个人观察，这几年, 香港培育出来的科技人才留在香港创业的越来越多, 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内地技术人才来香港发展。
当创业成为年轻人优先选项
环球时报：今年香港中学文凭试（香港高考）发榜后，媒体关注到，10位状元有8位选择医学。内地一些年轻人毕业后则热衷考公。创业现在可能不是年轻人的第一选项，您怎么看？
郑光廷：创业氛围的建立，需要政府、社会共同推动。当创业成为年轻人人生重要及优先的一个选项，我认为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忧未来怎么样，因为这些人就是推动国家创新的动力。
香港科技大学的创业氛围，经过三十几年发展已经渐渐成型。我很佩服港科大创校的一些人，在当时的环境下，跟着主流走是很容易的事情，但是有远见、独辟蹊径需要很大的魄力。基于此，学校在创业创新方面的教育做了很多：成立创业中心、创办科大创业者联盟、与企业家创业者建立长久频繁的接触，学校形成比较完整的创新创业生态。
环球时报：您的创业经历是怎样的？
郑光廷：我第一次创业是在1997年。1993年，当时硅谷创业氛围非常红火，我在美国高校担任教授，周围朋友不断问我：“你还在学校干什么？出来赶快创业！”我从1993年开始研究集成电路验证相关技术，推出市场后，很快就取得成功，企业顺利被美国一家领头企业收购。这样成功的开头，让我误以为创业很容易。
第二次创业是在2000年，我又成立了一家视觉识别的初创公司。但因为技术太前沿，大家都觉得“叫好不叫座”，销售并不如预期。2009年，知识产权被转卖给另一家公司。2012年前后，当人工视觉技术有了更新的突破，带来了市场巨大的发展，很多产品都应验了2000年我成立的这家初创公司构想的事情。我才真正学习到，创业要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，市场不成熟，技术再好也不行。
来港之后我开始第三次创业，注意到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结合，是一个很大的市场，目前正在开发一种测量人体生物讯息的传感器。
从“死亡谷”到“挑战谷”
环球时报：目前在高校创业，还有哪些环节没有打通？
郑光廷：以人工智能为例，学校在科技前沿，但不如企业界了解市场需求。我们过去把上游走不到下游的这一段称作“死亡谷”，经过这些年努力，它渐渐从“死亡谷”变成一个“挑战谷”，看谁有办法把上游跟下游连在一起，将基础科研成果跟市场密切结合，这个生态链就完整了。
我实际上不喜欢“技术转移”这个说法，听起来做科研的人居高临下，把技术转移给企业界去用，这是一种错误的心态。企业界有太多做科研的人不懂的事情，包括如何把握市场的需求、如何了解用户、如何把产品推到用户手中等，他们有更多的经验。对于市场来说，技术是重要的一块，但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，绝对不是全部。技术要跟市场密切联系，你不能做了一个锤子之后开始找钉子钉。而是针对你要钉的钉子，开始设计一个最有效的锤子，这就是学校跟企业界产业合作的一个理念。
环球时报：美国和中国的创业环境有何区别？
郑光廷：2016年，当时还没有大湾区这个概念，那时还叫珠江三角洲。红杉资本的合伙人道格·利昂曾讲过一句话，我也听进去了——如果可以重新开始职业生涯，他会选深圳。因为他在深圳看到创业精神、培育初创企业的能力以及鼓励创造力和技术进步的独特环境、创业者的野心和冲劲、投资者对市场的期望以及人才的聚集，三四十年前硅谷蓬勃发展的所有因素，现在都在大湾区汇集。
香港原来并不在我的人生规划中，但回国后我也发现，除了北上深，苏州、无锡、杭州、香港这些城市的人才、市场、资金、文化都在逐渐成型。我们现在所做的是美国硅谷20-30年前做的事，不同的是硅谷发展成熟后渐渐趋于平缓，而这些城市在往上走。有野心的创业者、人才，需要在一个向上走的地方发展。事实上，我也走了蛮多的地方，而大湾区就是我心中的“完美风暴”。大湾区未来会有更多有憧憬有冲劲的人加入这里。对于大湾区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，我抱有非常大的期望。